1952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并配发题为《推广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结合合同”》的社论；二版刊发专题报道《吉林省永吉县二道沟供销合作社和薛云虎互助组的一九五二年计划及其所订合同》，并配发编者按。

二版的报道详细介绍了二道沟供销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的过程：

为什么二道沟供销合作社能够迅速地发展壮大，带动了农业生产，成为一个好的合作社呢？

首先，二道沟供销合作社的业务方针是注意为生产服务，是从农民生产需要出发的。两年间，合作社贷给互助组七千一百四十三万元，帮助互助组买牲畜四十九头、大车八辆、草袋机两台、各种经济作物籽种八千五百斤。

一九五一年春天，政府号召多种经济作物，合作社就积极地采购了棉、麻、大豆等优良籽种供应农民，使全村比一九五〇年多种大豆五十一垧、洋麻十二垧、大麻籽六垧和向日葵十三垧。

农忙时，合作社从公积金中抽出一百万元，开办了农忙托儿所，每天收容十二、三个小孩，使十五个劳动妇女得以安心地参加生产，解决了一部分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劳力不足的困难。

同时合作社还办起了农园，饲养“巴克夏”种猪两口、蜂六箱、洋兔九只、种马一匹，培育果苗二十八万株和试养“二把剪子”柞蚕；计划在两年内改良全村猪种，五年内改良全村马种，六年以后培育出公有的果林。

其次，二道沟供销合作社采取了和互助组相结合的方针。两年来合作社贷给互助组的款占信用部贷款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九。在供应业务、信用贷款、推销产品、交配牲畜、推广优良籽种上，都给互助组以优先权，以奖励“组织起来”。合作社还帮助互助组订立生产计划，帮助互助组解决生产上的具体困难。如一九五一年帮助梁凤山、徐永和两个长年互助组购买了马匹，解决了他们春耕的困难。同时，合作社还把自己的供销计划和互助组的生产、推销、消费计划结合起来，增强了业务经营的计划性。

通过一系列对互助组扶助的具体事实，显示出了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结合起来的优越性，给单干的农民以很大的刺激和教育，使他们体味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全村的互助组一九五○年春有十三个，现在已发展到五十七个，把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二都组织起来了。

此外，二道沟供销合作社也很注意对于农民和社员的文化教育工作。在合作社领导下成立了十五个读报小组，购置了二百八十多本连环图画和图书流动阅览，提高了互助组、合作社社员对组织起来走向社会主义远景的认识，加强了集体生产的宣传教育。

对此，人民日报配发的编者按说：

1952年7月11日、7月22日《人民日报》分别以《二道沟供销合作社和薛云虎互助组数月来执行结合合同收到良好效果》《吉林省十五个县试行推广“结合合同”》《关于推广“结合合同”的几个问题》为题报道“结合合同”的探索经验。

《人民日报》报道之后，《山西日报》《黑龙江日报》等也发表社论，在全国掀起了供销合作社与互助组订立“结合合同”的热潮，农村经济从散漫的个体农民经济逐渐走上组织起来的道路。

在那个时期，订立合同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信用社与互助组、供销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如吉林永吉二道沟合作社与薛云虎互助组订立结合合同，山西榆次东泉信用社与互助组、供销合作社订立了结合合同；另一种形式是供销合作社与农民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在东北由于信用部是设在供销合作社内部的，因此，这种“结合合同”只要两方出面就行了，但在作用上，仍是生产、供销、信用三者间的结合。“结合合同”的订立，促进了互助组的发展，形成了信用合作、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三位一体”农村经济格局，让农民尝到了甜头。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

1954年1月15日至22日，全国合作总社召开各大行政区及重点省、专区、县、基层社干部座谈会，专门研究总结近两年推广“结合合同”的经验。会议认为，这项工作自1952年4月开始试点以来，发展较快，但由于领导不力，大部分地区陷于自流。这次会议提出，要积极领导、稳步推广“结合合同”工作，并提出对象必须是组织起来的农民，供应有把握的主要生产资料，合同时间不宜太长，一般按生产季节签订等工作原则。中财委于4月15日批转了座谈会的报告，认为试行“结合合同”的经验很好，各地可继续进行试办，为将来普遍之行打下基础。

1954年7月，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要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开展预购合同和结合合同制，促进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内容的农业增产运动。

正是在国家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兴起，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与互助组普遍订立“结合合同”的形势下，浙江平湖的“新仓经验”后来脱颖而出。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新仓经验——时代的结合》；童学敏《农村基层供销合作经济的“新仓经验”研究》；金治平《平湖“新仓经验”的时代价值》）

以上文章来源于中华合作时报